【書摘】在台灣，女性經驗如何進入法律法規，並在實踐中發展？

社會上對於女性性別角色之定位與刻板印象，一再體現於實務運作及政策制定之中 。

2021年7月24日，台北一位戴著口罩的女士走過哈利波特拉文克勞塔的廣告牌。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3-06-17

台灣metoo法律書摘

（林志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性別平權、白領犯罪與經濟刑法；陳香婷，國立臺北大學應用外語系學士生；王文妘，東海大學法律系學士生）

【編按】：本文為左岸出版社新書《法律有關係》的第16章「女性主義法社會學：理論、運動與法制的革新」的部分內容，端傳媒獲授權轉載。台灣MeToo正盛，關於法律的討論相當重要，本文宜做參考閱讀。

法律有關係：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

女性主義法社會學的樣貌

女性主義法學方法在發展上可以產生不同的論述角度：以平等保護作為內部價值，追求女性自主、自我決定、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的傳統自由主義；主張性別壓迫來自階級，根源於社經地位落差與資源分配不均的馬克思女性主義；凸顯差異並重新定位女性重視關係與結合的關懷倫理的特質；提出父權社會體制型塑了男女結構性權力不對等的基進女性主義；以及去中心化、破除主流預設、重新思考定義、尊重多元文化的後現代女性主義。

我國於女性主義法社會學之學術發展，可說以學者王曉丹研究為首，其強調從法理、法治、法意識三種角度切入女性主義法學，了解女性主義法社會學如何發揮其效力。所謂法理，係檢視司法判例或行政命令，其法律解釋邏輯與建構規範過程中，是否納入法事實。例如以女性經驗的微觀層次向帶有父權思想的法律提出批判，再藉由提出女性主義的修法主張，拓深帶入性別觀點思考法理的過程。從女性生命經驗推導出父權法律的壓迫與操作，便可找出法律中隱含的性別偏差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其中，婦運倡議者揭發法律的客觀標準取決於男性，法律的抽象權利來自男性經驗，使女性主義法社會學的發展在法理層面衝撞「性別的」法律文化，拆解權力結構以重建法律價值體系。

就法治而言，則是進一步探討如何藉由法律工作者於真實社會中的實踐，在社會脈絡底下達成法之正義。以女性主義法社會學而言，不僅是要「爭取權利」，更企圖以具體的法律條文修正來改變性別結構性不平等的現狀。同時，女性主義法社會學也指出了父權社會在法制層面將性別衝突私人化（privatize），產生女性與自己的性別、基本權利異化的現象。為了檢視法律制度及落實方式是否受到父權文化影響，女性主義法社會學主張全體公民有責共同思考，跳脫父權框架，親眼看見「行動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所呈現的法事實。

最後，法意識為人民對法律的認同及反應，唯有觸及法律中的權力問題，才能增進法文化之下的法意識。在女性主義法社會學的角度下，隨時間演變，持續懷疑傳統客觀中立的法律規範，並以文化脈絡、政治觀點，理解法律對社會的相互影響。法律不僅限制公民行為，更透過社會規範悄悄引入立法者認同的特定想像，於潛移默化中將其象徵意義強加諸於人民身上。因此，為了根據現存事實思辨社會如何影響法律的正當性，以及經由法意識影響人民法律行動的有效性，女性主義法社會學藉由廣納多元觀點，邀請全體公民共同決定法律在整體社會中所呈現的價值觀，才能有溝通的機會及對話的空間，進而取代既有的性別權力框架。

婦權團體的發展與法制革新

多數認為台灣婦女運動源自一九七一年呂秀蓮出版的《新女性主義》：「先做人，後做女人。」然而，實質上女性主義啟蒙可追溯於一八八三年創建之淡水女學校，該校培育出全台第一位婦產科女醫師蔡阿信。而日治時期獲准發行的《臺灣民報》，儘管受「資本家─殖民者─父權」三重支配，仍為一般人接觸婦女解放運動的管道。一九四五年，在國民黨以崇尚父權的孔儒思想作為治理標準，甚至頒布戒嚴法阻礙女性主義論述發展下，「婦女新知雜誌社」仍在戒嚴時期以合法社團身分傳遞婦運思想。一九八二年，李元貞、曹愛蘭、鄭至慧、劉毓秀、尤美女等人發行《婦女新知》雜誌（Awakening），開始與晚晴協會、主婦聯盟、臺大婦女研究室等婦團互相支持。一九八七年，婦女新知雜誌社改組為「婦女新知基金會」，並於隔年與婦女救援基金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彩虹婦女事工中心成立的彩虹專案、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等共同舉辦「一九八八年救援雛妓大遊行」即「華西街大遊行」。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為解嚴後留學者歸國引入各國知識之際，百花齊放的能量基礎；亦提倡婦女運動，檢視婦女日常的性別迷思，包含媒體物化女體、職場不平待遇、母職托育議題等，同時也提供法普教育，呼籲自主意識，強調重視女性經驗。

1988年1月9日，救援雛妓大遊行，即華西街大遊行。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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