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再怎麼精心設計，代孕契約或管制合法代孕的法律，都不可能達成保障代孕者生育權的目的，因為保障代孕者與代孕的目的背道而馳，即便代孕者同意，也無法正當化這樣的關係——我們既禁止強迫為奴，也不允許人們「自願」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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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昭如（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代孕合法化論爭主軸已逐漸從女人傳宗接代的需求，轉變為女性的生育自主權與同志的生育需求。在少子化焦慮下，人口政策的考量也加入戰局。

台灣的代孕爭議與全球的代孕市場結構密切相關。這些年來，國際上代孕市場出現的嚴重剝削現象已成為代孕論戰無法迴避的課題，不僅代孕合法化的反對者以此為證支持其主張，即便是代孕合法化的熱烈擁護者，也同意透過管制避免剝削的重要性。

常見提出的折衷合法化之道是：僅允許利他代孕、禁止商業代孕，透過國家高度介入管制代孕關係與生殖醫療產業，來保障代孕者的權利與兒童利益。即將結束的本屆立法院已有數個代孕合法化的人工生殖法修法提案，由於屆期不延續原則，這些提案將隨著本屆立委卸任而告終。然而，在各黨對人工生殖議題的關注下，新國會於二月上任之後必將迎戰此議題。

代孕是否應合法化的關鍵問題

無論再怎麼精心設計，代孕契約或管制合法代孕的法律都不可能達成保障代孕者生育權的目的，因為保障代孕者與代孕的目的背道而馳。即便代孕者同意，也無法正當化這樣的關係。我們既禁止強迫為奴，也不允許人們「自願」為奴，因為這種讓一方取得支配他方權利的不平等關係，不會因為被支配者的同意而變得比較平等。

支配者取得被支配者的同意，是為壓迫披上正當的外衣，而非取消或減輕壓迫。代孕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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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代孕的聲浪

在全球化的現在，代孕已成為跨國議題。在不允許代孕的國家，跨國代孕的親子關係承認也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配合既存的現實將代孕合法化不是唯一的選擇，也不是問題的解方。

國際上有一些女性主義團體致力於推動廢除代孕。在2018年成立的國際廢除代孕母職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Surrogate Motherhood），便於2020年提出《國際女性主義廢除代孕公約》（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nven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Surrogacy）草案，描繪廢除代孕的跨國法律政策藍圖框架。

這部公約草案主張，代孕違反以下公約所保障的價值與權利：《聯合國憲章》所保障的尊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所保障的男女平等，《聯合國防止、禁止暨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販運婦女和兒童行為議定書》與《禁奴公約》所禁止的販運和奴隸制，《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公約對於兒童最佳利益的保障，《伊斯坦堡公約》對於性別暴力的禁止，以及《人權與生物醫學公約》所禁止的優生。

該公約要求締約國採取憲法與立法措施來實現廢除代孕的原則，課以各公約國進行教育與意識覺醒行動、管制數位平台的義務，並且對於代孕的民事與刑事效果和管轄、跨國合作進行規範。

以下是《國際女性主義廢除代孕公約》的翻譯。期待這份公約草案，可以為台灣代孕合法化的爭辯提供女性主義的思考資源。

《國際女性主義廢除代孕公約》

2020年10月7日

第一部分：導言

在二十一世紀，世界上女性的處境已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也臨許多障礙與倒退。儘管聯合國的宣言與一些國家矢志保障性別平等，不平等依然存在。政治與立法措施未能成功消除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所有的社會、社會階層與社群中的性別歧視規範和其表現仍在滋養這些不平等。許多針對女性與女孩的有害作法仍繼續被用來控制她們的身體與生活，以維繫女性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次等地位，並且剝削她們的生殖能力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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