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視角轉到古典音樂的演奏領域，從交響樂團，甚至是合唱團的成員組成、器樂獨奏家，到指揮家的性別比例，男性都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但若將焦點轉至東亞的古典音樂圈，則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性別分布比例。本文將討論歐美和東亞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性別分布比例背後各自呈現了哪些深層的意識形態，以至於阻礙了性別平權的落實。

上排左起：巴哈、德布西、貝多芬；下排左起：白遼士、莫札特、柴可夫斯基。 圖／維基共享

▌傳統西方音樂史論述中被忽略的女性作曲家

如同文章開頭所列舉的男性作曲大師們，女性作曲家在音樂史中的地位一直都是被忽視的一塊。直到美國女性音樂學家麥克拉蕊（Susan McClary）1991年的著作《陰性終止》（Feminine Endings），才可說是為音樂學研究中的性別領域立下一個轉折性的里程碑。

「陰性終止」固然是一個音樂學術語，意指將樂句或和弦結束在弱拍上的作曲技法，但透過這個術語的隱喻，麥克拉蕊開闢的是一條從「性別」視角重新切入古典音樂研究的路徑。當前音樂學界對女性作曲家研究的理論根源，都可以追溯自這本經典著作。

在關於女性作曲家的研究中，其中一個最受矚目的人物大概是安娜．瑪德蓮娜．巴哈（Anna Magdalena Bach）。在傳統的論述上，身為巴哈第二任妻子的安娜．瑪德蓮娜一直被認為只是巴哈作品的抄寫員。

但2014年，澳洲音樂學家賈維斯（Martin Jarvis）卻首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巴哈一部分的經典作品可能出自安娜．瑪德蓮娜之手，包括《郭德堡變奏曲》的主題、《平均律鋼琴曲集》以及部分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雖然賈維斯的說法還沒有普遍獲得音樂學界的認可，但這個觀點依然對音樂史的研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關於舒曼的太太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孟德爾頌的姐姐芬妮．孟德爾頌（Fanny Mendelssohn）的作品研究也逐步開展。除了這些家人同樣是重要作曲家的女性外，19世紀美國音樂家艾米．比奇（Amy Beach）作為一位獨立的女性作曲家也獲得更多關注。

左起：安娜．瑪德蓮娜．巴哈、芬妮．孟德爾頌、克拉拉．舒曼、艾米．比奇。 圖／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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