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婦女團體從 2015 年就呼籲，政府應針對跟蹤騷擾防制立法，行政機關立法進度卻停滯不前，使得令人遺憾的犯罪事件一再發生。

如臺大宅王情殺案、世新大學情殺案、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演藝圈也有歌手蕭敬騰遭粉絲騷擾／潑糞事件，另一歌手林凡則遭狂粉騷擾 6 年，甚至闖入住家等。

今年 4 月，屏東縣萬丹鄉發生假車禍真擄人命案，嫌犯在今年 2、3 月間就曾數度騷擾、跟蹤在通訊行上班的被害者曾女，曾女雖二度報案，但礙於法令無法聲請保護令自保，最後釀成曾女遭擄喪生的悲劇。

此案嫌犯已有跟蹤、性騷擾前兆，卻無「法源」保護被害人，終促使行政院會 4 月 22 日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5 月 3 日立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但是否將跟蹤騷擾限縮於「與性或性別相關」、跟騷行為的定義，以及是否能「預防性羈押」等條文未達共識，保留送朝野協商。

在臺灣，跟蹤騷擾到底多嚴重？現代婦女基金會 2017 年做過調查，資料顯示每 8 位年輕女性就有 1 位曾遭跟蹤騷擾，256 位受害者經驗中更顯示，高達 9 成為女性，30 歲以下的被害人占比為 43%，甚至有 92% 的跟蹤騷擾行為人為被害者熟人。

隨著科技及社群軟體不斷精進，現代婦女基金會 2019 年另一項調查更顯示，臺灣每 4 人就有一人曾經遭遇以科技或社群軟體進行的「科技跟蹤」，女性比例高達 78.4%。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王珮玲說，許多被害人因長期被跟蹤、騷擾，出門前必須戴帽子、墨鏡，以保護自己；為躲避騷擾、威脅，被迫得搬家、離職、換工作，甚至遠離自己的社群網路，久而久之便脫離社會，甚至因此患上恐慌症、憂鬱症。她強調，制定《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目的是補足現行法規無法幫助受害者的缺漏。

跟蹤騷擾並非只與性和性別相關
針對未達共識、保留到朝野協商的其中一個項目，也就是內政部長徐國勇在立院受訪時所說，將跟蹤騷擾限縮於「與性或性別相關」。徐國勇強調這是切合社會期待，可將處理量能投入在發生率高、傷害性高的案件，若未聚焦，適用範圍恐擴及大大小小等現行法制已能處理的事。

對此，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王秋嵐認為，可設定「豁免條款」、「排除條款」等，以此排除特定具公益性或社會條件的追蹤情境，如媒體訪查、犯罪偵查等，而非直接限縮與性或性別有關。

她舉例，她曾接到網路跟蹤騷擾求助案例，個案在大學時期未答應某同學同組執行報告，沒想到對方竟然持續騷擾長達 8 年，不僅在網上用假帳號不斷批評，甚至透露「我知道你在哪、穿什麼」的資訊，引發受害者恐慌；還有人是「被伴侶的愛慕者騷擾」，這些到底算不算是「與性或性別有關」？

王珮玲也認為，動機是否與「性或性別」有關，一線處理的警員如何判斷？很多跟騷案件並非追求愛慕，而是同事、同學間產生恩怨，若限縮將使受益減少，且若跟蹤者以「性或性別」之外的理由當作藉口塘塞，恐使立法目的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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