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案無門、防身無器──正視身心障礙女性的人身安全困境
身心障礙女性不僅可能會面臨家暴問題，在生活中也常成為跟蹤與性騷擾的目標。然而環境與制度都讓求助與自救面對重重困難，身心障礙者只能被迫獨自承受危險嗎？（情境圖，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資料照片）
實際上，身心障礙女性面臨暴力的樣態更為複雜，且障礙女性難以求助──不僅是家庭暴力，也延伸至公共空間的跟蹤騷擾與性騷擾威脅。身心障礙聯盟（簡稱障盟）在這樣的背景下，在2024年執行〈身心障礙女性跟蹤騷擾經驗調查專題報告〉，邀請身心障礙女性說出遭到跟騷的親身經歷，其中往往也涉及肢體暴力。
在2022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中，國際審查委員建議，政府應提供身心障礙女性防身科技輔具服務；但國家至今對防身科技輔具的研發及建置仍採消極的態度，對障礙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有限。
家暴下的交織性脆弱：身心障礙女性面臨較高的人身安全風險
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統計，2019年通報之身心障礙受家暴人數為10,837人，至2024年已增至13,682人，短短5年間增加近3,000人。在這之中，以心理社會障礙者受害比例最高，女性占比高達7成；心智障礙者亦為高風險族群，女性占比約6成。
家門之外：跟蹤騷擾與暴力下無法求助的困境
身心障礙女性不僅可能會面臨家暴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成為跟蹤與性騷擾的目標。根據〈身心障礙者跟蹤騷擾調查報告〉，受訪身心障礙女性曾在外出途中遭受陌生人尾隨、言語騷擾甚至肢體暴力。
其中視覺障礙者與行動不便者更容易成為受害的高風險者，因為她們難以迅速離開現場、或無法蒐集證據以報警。
當身心障礙者走進派出所，想要訴說遭遇的跟蹤騷擾時，往往因無法順利蒐證或清楚陳述而受挫；而警員也因為缺乏線索，難以即時回應，可能就是調閱案發地點的監視器，但不見得可以派上用場。於是，報案變成一場漫長的等待，甚至換來的是不了了之。這樣的經驗不僅削弱了求助的勇氣，更讓她們在危險中被迫獨自承受。
他山之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防身科技輔具？
相較之下，韓國與印度在防身科技輔具的推動上，已展現出積極作為。韓國首爾市政府自2023年起主動發放「守護者」（지키미）可攜式SOS鈴與警報器給女性，整合定位、求救通報與自動報警功能，確保女性在遭遇性暴力、家暴或跟蹤時，能即時求助。這種政策介入，降低了取得輔具的門檻，也讓公共安全更有保障。
然而，在後續的落實過程中，政府的作為卻顯得消極。2023年6月於「落實CRPD及CRC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共通議題（含CEDAW）第2階段審查會議」中，國科會代表曾承諾：「針對這些（身障者需求的）功能，技術上並非難題，將在後續會議中說明，並協調廠商開發時納入需求。」
國科會身為輔具研發的主管機關，卻展現如此推諉心態，將責任轉嫁給研究者與民間團體，忽略國家應有的積極規劃，顯現對障礙女性人身安全的消極與漠視。
同在家暴及跟騷防治網絡內的內政部警政署，則回應會配合國科會的研發。但人身安全不只依賴科技輔具，更需要警政第一線體系的即時回應同步修正，更認識障礙女性的特殊性，才有更高的敏感性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