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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孕母爭議在台灣延燒近30年，始終未能取得社會與制度上的共識，隨著《人工生殖法》修法程序再度啟動，相關議題重新回到公共視野，也讓立法院 朝野攻防再起。支持者主張，代孕是生育科技進步下對生育權的合理延伸，有助於不孕夫妻與多元家庭實現成家的可能；反對者則警告，制度一旦鬆動，恐引發女性身體商品化、階級剝削與倫理失序等連鎖風險。究竟代理孕母是生育權的延伸，還是制度風險的開端，再度成為台灣社會難題。

代理孕母有哪些爭議點？支持派VS.反對派

事實上，代理孕母議題在台灣已討論30年，卻始終牽涉倫理、人權、法律層面爭議，難有共識。

《人工生殖法》自2007年立法以來，僅在2018年修正過3條法律，長期僅保障異性戀已婚夫妻，未能涵蓋未婚女性與女同志族群。對此，行政院於2025年12月11日通過修正草案，大幅放寬適用對象，開放設籍且長居台灣的未婚女性及已婚女同性配偶皆可合法使用人工生殖技術；若國會順利通過修法，台灣將成為東亞首個法制化開放同性配偶人工生殖的國家。

不過，在代孕議題上，行政院草案則採「脫鉤處理」。行政院表示，相關制度在社會共識、政治溝通與第三方權益保障上仍存高度爭議，因此優先處理不需借助他人子宮的生育情境，未來不排除另立專法或再行討論。而因子宮發育不全無法懷孕的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則認為，若人工生殖法適用對象排除代孕，對無法自行懷孕的女性及男同志伴侶而言，仍難以真正落實生育平權，力推將「代理孕母」納入修法，再度點燃社會各方激辯。

支持方主張，生育權是基本人權，全面禁止並未消除實際需求，且不應因疾病而受限，代孕是實現家庭生活的必要權利，代理孕母可幫助因生理因素無法生育的夫妻，過去曾出現女性為求生子冒險懷孕因此喪命，或因無法生育而導致婚姻破裂的案例。透過代孕，家庭得以擁有具血緣關係的子女，有助降低家庭衝突與繼承爭議，其性質亦與借卵、借精等人工生殖技術相近，多少能挽救少子化危機。不立法，仍有需求者會赴海外進行，只是把風險往外推，成本更高且政府難以有效遏止。

反對方的聲音主要集中對孕母的處境，認為代孕制度恐使「生育」淪為權力不對等的交易關係。由於代孕委託者多具經濟優勢，而實際承擔懷孕風險的孕母，往往來自弱勢階層，容易形成「有錢人剝削弱勢女性」的問題，形同將生殖能力商品化。

另一個爭議則聚焦在兒童權益與法律風險。反對方強調，孩子並非商品，無法因委託關係而被「退貨」或棄養，過去已有因健康、經濟或感情變化而終止代孕、拒養孩子的案例，引發嚴重倫理爭議。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方式，未來恐面臨身分認同、親子連結與成長保障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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