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日，一名女子帶著孩子在新北市的河濱公園散步。研究指出，在缺乏公共制度支持下，單親媽媽往往必須獨自承擔集中的育兒與經濟風險。對單親媽媽的友善程度，是檢驗一個社會制度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承擔能力的重要指標（圖為示意畫面，與文中事件無關）。（攝影／Chris Stowers／AFP）

近年來單親媽媽攜子自殺的案件時有所聞。每當悲劇被媒體揭露，輿論往往在惋惜之際，很快就轉向對母親個人的評價──例如「不會養，就不要生」。在公共討論中人們總習慣為悲劇找到一個可以究責的人，母親很容易成為那個對象；在究責的同時，育兒的艱難又被簡化成母親的選擇與能力，公共制度的角色也因此隱身不見。

單親媽媽在當代社會，究竟該為她們所遭遇育兒艱難承擔多少個人責任？3月5日由女學會舉辦的《母職學術論壇》，與會的國內外學者以及台灣在地婦女團體工作者有很精彩的討論。本文整理論壇中學者的討論精華。

如果單親母親身在福利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會有較好的政策設計來協助她養兒育女及兼顧工作；但福利制度殘缺的國家單親女性一旦具備致貧因子（如低學歷、與未持續就業等），落入貧窮的機率遠高於福利制度較為完善的國家。這個發現，將「單親貧窮」重新定位為「制度後果」，而不是「個人失敗」。也就是說，問題不只是「誰比較容易跌倒」，而是跌倒時，國家是否願意透過制度去協助人重新站起、前行。

三重束縛：單親家庭的結構性脆弱

受邀在論壇專題演講的瑞典學者尼文赫許（Rense Nieuwenhuis）曾用「三重束縛」（triple bind）的概念，解釋單親家庭為何特別脆弱：在單人育兒下，因為沒有穩定的伴侶可以共同實踐親職，這使得單親媽媽在就業時面臨更加緊張的工作家庭衝突，此為第一重束縛「不適當資源」。另一方面，單親媽媽也因為家戶中缺乏有另一人共同養家，比起雙親家庭有更迫切的需要透過穩定就業以擺脫貧窮，然而也因為第一重「不適當資源」的束縛，她們很容易被排除在典型受僱工作之外，流向收入不穩定、且低薪的非典型就業型態，這是「三重束縛」的第二重束縛「不適當就業」。

最後就上述的雙重束縛，女性單親顯然比起雙親家庭，更加需要國家建置完善的「家庭政策」去支持她們在單人照顧的同時也能穩定就業。一旦國家無法提供這樣的政策支持，女性單親無法穩定就業，自然有相對高的機率落入貧窮。這是「三重束縛」的第三重束縛「不適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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