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有權走入夜晚──叩問蔣萬安與沈伯洋的婦女安全政策
蔡尚謙／執業律師、台灣光寰協會理事長、公督盟法案評鑑委員
桃園八德日前發生女子返家後遇害案件，據警方調查，女子生前曾遭尾隨。這起不幸事件再次讓人看見：從街道走回家，不應是一場由女性自行承擔風險的考驗。市民在乎的，不只是如何偵破個案，更是居民察覺危險時，能否獲得及時保護，並在傷害發生後得到持續支持。安全議題也涉及一個更根本的核心：誰有權決定，什麼樣的生活值得被保障？
1996年，彭婉如為推動婦女參政權利保障奔走，卻在高雄夜間搭車途中遇害。同年「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提出婦女夜行權。這段沉重歷史，30年後仍令人痛心，這也把女性人身安全與政治參與連在一起：女性有權走入夜晚，也有權決定城市如何分配資源。今日檢驗市長政策，應延續這項要求，不能讓「保護女性」變成限制女性行動的理由。
真正的分界，是女性能否參與定義需求、影響資源配置、取得具體回覆，並要求政府負責。孕產支持有其必要，但女性的權益不能只透過母親或家庭照顧者的身分獲得承認。
「女權火，照夜路」照亮的，應是女性自由生活與共同決策的權利。圖／達志影像
從國際制度參考，加拿大的女性安全審計（即本次沈伯洋參照之政策）與巴黎的女性探索步行，把使用者經驗納入環境檢視及都市規劃。今年巴黎市長格雷瓜爾的競選方案，更將女性整合服務、受暴者安置與兒童表達、工作人員訓練及獨立查核相連。各國法律與行政制度雖有差異，保障自主、減少性別暴力的方向，仍值得借鑑。
德國柏林米特區以女性都市規劃諮詢機制介入決策；慕尼黑綠黨2026年政綱，並列女性夜間計程車、庇護、女性主管比例及兒少空間，社民黨則重視性別預算與照顧支持。奧地利維也納的性別規劃則把日常生活差異帶進交通、住宅與公共設施，顯示安全應成為整體市政的責任。
這些制度的共同價值，不在於哪座城市提供最多措施，而在於能否讓使用者擁有更多選擇：居民經驗能否改變設計，受暴者能否離開危險，照顧者能否重返職場，女性與兒少能否參與決策。安全需要多種制度銜接，並尊重使用者的選擇。
